吴晓波：“机会窗口”来临，管理学应深入实际“求是创新”
作者：吴晓波
1970-01-01
中国正进入“超越追赶”新时代，多种颠覆式创新技术不断涌现，各种新型组织模式和管理体系层出不穷。“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降大任于新一代管理者。在新一轮全球格局的重塑中，国际视野、创新能力、创业精神、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青年管理人才的必备要素。近日，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睿华创新管理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吴晓波基于自己几十年来创新管理研究经验，撰文与青年学子和新一代企业管理者们探讨创新管理之道。本文首刊于2020年7月28日《中国科学报》第7版视点。新中国成立71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从不足5%升至趋近16%，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世纪以来，人类文明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创新井喷期，多种颠覆式创新技术不断涌现。
尤其是“数字经济”的兴起，从底层改变了人类社会价值创造和分享的机制与模式。各种新型的组织模式和管理体系层出不穷，传统的基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管理体系迅速被打破。
这些对积极学习管理理论和方法的青年学子而言，无疑是一场重大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全面学习欧美日的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竭尽所能地快速学习和消化。在全球范围内第四次大规模的制造业转移战略机遇期，中国借助由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和资源禀赋红利构成的“成本结构”比较优势，形成了全球范围内最为完整且独具竞争力的工业体系和高效的生产供应链体系。
更值得管理实践者关注的是，是什么管理理论和方法让一些中国企业能够后来居上，实现从追赶到超越的华丽蜕变？又是什么能够让一些中国企业站在世界前沿，高举高打地处于领先水平？
在“超越追赶”的时代新情境下，中国的管理实践者们已经到了从被动学习西方管理理论和方法，进阶至主动结合中国领先企业崛起实际学习管理理论和方法的时候了。
基于30余年的经历和深入企业调查、跟踪及研究，笔者发现，通过“超越追赶”走入世界领先行列的中国企业都遵守一些基本原理。从中，后发企业亦能找到值得学习的理论和方法。首先，从引进技术和管理之初就积极开展“二次创新”，而非埋头苦干式地“消化吸收”。充分利用中国市场中的供给要素和需求特点，注重发挥国内技术和管理人才的创造力，开展积蓄技术能力的工艺创新，开展形成自主应用能力的衍生产品创新，极致发挥“后发优势”，结合制度、劳力、人口、资源禀赋诸多“红利”迅速实现“追赶”。其二，抓住技术生命周期中“技术范式”转变的“非线性打击”机会窗口。曾经的手机终端霸主诺基亚，即使研发占销售的比重最高，最终还是被4G时代的智能手机所颠覆，这种颠覆即称为“非线性打击”。在研究这些被“非线性”颠覆的案例时，我们发现，在行业处于“技术范式转变期”的关键时刻会出现“后来者”变道超车的“机会窗口”。以海康威视为代表的国内企业，正是抓住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数字到网络、从网络到智能三轮技术范式转变的“机会窗口”，才有机会打破原有行业领袖的固有交易结构，从而实现真正的追赶超越。其三，利用新的平台技术实现跨界融合，促使价值创造系统从价值链走向价值网络。互联网时代中，从软件即服务（SaaS）到平台即服务（PaaS）、再到基础架构即服务（IaaS）的快速演进，催生了众多新平台的诞生。这使得产业之间、企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跨专业和跨功能的交叉复合成为常态，数据成为强大的新能源。在此过程中，业务中台、数据中台等重大组织管理创新的崛起，使得中国的平台型生态组织具有了更强大的资源整合和利用能力。与传统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经典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同，由此而生的是基于资源和能力互补的“共创、共建、共享、共赢”的“使命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相结合的企业“命运共同体”。在这个日益喧嚣的世界中，我们需要秉承求是精神，保持科学理性的头脑，才能透过浮躁的迷雾，看到产生全新管理理论的希望。在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边缘计算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超速发展的今天，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的各环节都在发生巨大变革。因此，我们不应为青年一代管理人才和企业家的“反叛”“颠覆”“不规矩”“无厘头”感到失望和痛心疾首。反之，我们应该为青年人的创新感到高兴和欣慰。应该看到，在全社会价值创造活动的底层逻辑发生革命性变化的今天，原有基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社会科学、管理理论构建的假设前提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那些走在时代前列的“不安分”的青年相比，更需要改变的是我们这些在第二次工业革命范式中成长起来的乃至成名成家的人。在这个万物互联、智慧互联、创新互联的新时代，发展新型的基于网络的管理是最大的蓝海。用“范式转变”的蓝海管理去打破传统“熵增”系统的管理、重构市场结构，是当代中国管理学的最大“机会窗口”。万变中不变的真理是，我们要用科学和理性的“求是精神”在深入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出新时代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体系。回首当年师生骑着自行车，拿着一张“介绍信”羞怯怯地去企业找工程师、科长和工人们调研，如今带着学生，找经理约访谈、发问卷，用结构方程和各种统计方法来检验教科书和文献上已有理论在中国的“信度”和“效度”，从学术规范性上，这已经是“鸟枪换炮”。但仔细想想，我们离现实是近了，还是更远了？国内几百所商学院、管理学院，每年培养出数千管理学博士、数万MBA、十多万管理学士，但这其中有多少真正投身于“国民经济的脊梁”制造业？看看广大企业最需要的专业与学生填报的最热门专业之间的差距，不得不令人汗颜。与日本、韩国、德国等制造强国相比，我国社会太需要“专业学位”了。
在“供给侧改革”中催生的那么多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大中小企业迫切需要能学以致用的管理人才。而那么多“窝”在中心城市“大学城”中远离需求的“追求一流”大学之“远水”，似乎与那些“嗷嗷待哺”的“近渴者”并无太大关联。
当今，“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是我国抓紧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一个重大机会窗口，也是实现全面超越追赶的关键。面对全球最好、最大的“管理实验室”和最大、最宽阔的“管理竞技场”，青年学者和学子们应怀揣“顶天立地”的理念，在联系实际、深入实际中求是创新。
新时代需要积极投身实践并引领实践的管理“健康力量”。他们能突破原有条件和资源的束缚，勇于“折腾”，又能恪守底线，带领更多人做对社会有贡献且有意义的事。用笔者常年送给青年学子的四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梦想、激情、责任和微笑。
新时期的青年更应树立强大的民族自信心，在守正中勇于创新，做有全球视野、创新能力、创业精神、社会责任的奋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