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斌教授：

近年来，浙江强调高端制造业、硬科技方面的政策以及相应的资源配置显著增加，推动企业在创新方面做得更加出色。

从产业端分析，浙江以前的“块状经济”较为发达，这类模式采取的是较为传统的发展方式，对应的企业偏向于中低端制造业，成本因素占据主要权重。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压力，企业以往那一套模式不足以应对当下的困境，倒逼企业在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上投入更多精力。

两者共同作用下，推动浙江从传统“块状经济”向创新驱动发展的结构性转变，为培育更多像“杭州六小龙”这样的创新型企业提供创新土壤。

郭斌教授：

首先，产业创新能级的提升。上述产业除了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之外，其产业技术本身也存在更多创新发展的可能性。例如，计算机产业依托大数据、AI等前沿技术开启创新迭代；医药产业通过基因编辑、AI药物研发等创新方法重构研发范式。这类产业的技术特质本身蕴含着创新加速机制，更容易将创新资源转换成新的创新产出，显著提升创新资源的转化效率。

其次，自主可控催生的创新红利。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国内产业面临供应链安全重构的迫切需求。为解决此类问题，自主可控战略应运而生，也成为当前创新发展的主要趋势，如国产替代战略倒逼企业攻克“卡脖子”技术。与此同时，庞大内需市场为本土企业提供试错空间和应用场景，推动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郭斌教授：

国产替代，尤其是一些关键核心技术早期的突破，往往需要构建系统性支持体系，这既包括补贴、创新研发资助，也涉及相应的政策支持。

因此，当出现风险因素时，首先需要判断是行业风险，还是个别企业的问题。如果是行业出现了问题，那就需要对整个系统性支持体系作出修正，如果只是个别企业的问题，则只需要针对性优化即可。

此外，针对可能存在“伪国产挤压真创新”现象，可以通过结果导向或者阶段性目标管理来应对。

即企业有没有真正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企业自身有没有能力去解决？一切以最终结果论证。其次，技术的发展也并非一蹴而就，可以对企业设定阶段性突破目标，对应着资源阶段性投入，一旦企业未达标则取消后续投入。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避免“伪国产挤压真创新”。

针对可能存在“国产低价抑制创新”现象，需要明白低价逻辑的合理性。

中国制造为什么能够在全球制造当中脱颖而出，拥有很强的竞争力？可以理解为在国内严酷的竞争环境中生存下来的企业，必然拥有非常强的市场生存能力，这类企业的低价行为，严格来讲，并不完全是“内卷”。试想一下，那些能力更强的企业，产品即使低价，依然可以获得很好的市场回报，那为什么要去通过更高的价格来让那些低效率厂商活下来？这本身就不符合市场逻辑。

当然，低价可以让创新能力很强的企业获得很好的回报，但短期来看会抑制部分收益，从而减少企业对未来创新的投入。在此基础上，政策设计可以引导这些企业转移注意力，而不是仅仅关注低价策略，从而寻得更大的回报。

郭斌教授：

国产替代并非短期现象，而是具有中长期发展趋势，这主要在于：一方面，中国企业经过长期的技术积累之后，已经显著缩小与国际竞争对手的差距，在部分领域甚至实现了超越。差距缩小与局部超越的本身就必然会发生替代趋势，且这种趋势将持续深化，这一规律在二战后日本制造业崛起历程中已有充分印证。

另一方面，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为维护本土产业链可持续性所进行的国产替代。当前，全球化进程面临结构性调整，特别是中美之间在围绕着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发展的道路选择上产生了分歧。基于当下视角，分歧在未来5-10年里尚不会有明确的结论，为保障本土产业链的自主可控以及可持续性，这种替代需求将长期存在。

郭斌教授：

对过去五年数据观察，资本市场对于创新效率比对创新势力更敏感，愿意给予更高的估值。这是因为鲜有行业能够持续维持高速增长，而创新效率突出的企业往往更具灵活性，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革。

另外，规模较大的企业往往创新势力更强一些，而中小规模企业在创新效率方面表现更优。近两年来，资本市场整体估值处于一个箱体震荡趋势，中小规模企业受流动性溢价、业绩弹性等因素影响，其市值波动可能性显著高于大规模企业，这种特性更容易吸引资本市场的关注度。

需特别说明的是，尽管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行业在过去一段时间展现出强劲的行情，但因其商业模式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并未将其纳入创新样本组合当中。

郭斌教授：

基础研究与产业发展阶段存在关联，当越来越多企业处于产业发展前沿时，对基础研究需求就会越高，反之相对较低。尽管中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强调产业转型升级，但整体来看，并未有太多企业处于产业的前沿。

其次，中国制造与欧美、日本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存在差异，它们的发展模式是从常规制造切换至高端制造，必然会走到技术的前端，也就更加强调基础研究投入。但国内当前的发展模式是常规制造与高端制造并重，以至于基础研发比重会在一定时间内呈现相对欧美较低的趋向。

总的来说，数值较低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不用过于盲目追求数值的一致性。不过，为适应国内制造未来发展趋势，应当逐步提升基础研发比重。由于基础性研究投入与产出的不匹配性，以及溢出效应的存在，以至于部分企业缺乏研究动力，故需要国家创新系统来承载一部分基础性研究。

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内的大学其实不是离市场太远了，实际上是离市场太近了，导致他们在基础研究方面投入的是不够的。作为国家创新系统当中的基础研究源头，大学不仅需要强调通过产学研合作推动市场化、产业化，还应该往源头迈进，去做好基础研究，为国家创新体系提供必要的原动力。

企业是以问题为导向，其人才需求聚焦于解决企业实际面临的问题，无论是技术问题，抑或是业务问题，核心诉求在于“解决实际问题”而非“知识来自哪个学科”。然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传统高等教育体系采用的是学科专业化培养模式。这意味着企业需求与教育培养范式之间存在不匹配情况。

因此，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积极探索突破传统专业边界，构建跨学科融合知识体系，形成以产业实际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在这方面，近年来浙大开展了一系列突破性探索。例如，跨越学院、学科边界，打造多学科交叉培养卓越中心，构建科教融合、产教结合平台；实施大类招生计划，新生入学时按宽口径类别录取，后期根据兴趣、特长选择专业方向；建立SRTP（Student Research Training Program）科研训练计划，形成“课堂-科研-实践”三位一体的培养闭环等。

我们管理学院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前瞻性的部署，推出了旨在引领商业、工程、科学、技术，多学科交叉融合、互融互促的“学科交叉BEST”战略，以“学科交叉创新产业课程”“求是科创星辰MBA微辅修项目”“战略性产业智库”等九大行动为抓手，面向国家重点产业，与理工农医等学科建立协同创新联合体，通过学科平台的文理交融，培养国家紧缺的交叉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内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创新创业人才，这类人才的培养需要把专业知识与产业、应用场景相结合，如果仅仅依赖课堂学习来解决，是远远不够的。那么，怎样能够让学生既有传统专业技能，同时又获得创新创业方面的能力培养？

中国的大学，尤其是顶尖大学在这方面也作出了许多探索。以浙大为例，管理学院与竺可桢学院早在1999年就合作建立了创新与创业管理强化班（ITP），培养的学生既围绕理论方面的学习，又针对创新创业实践进行专项培养。目前，这个项目培养的学生已经在基于创新的创业以及公司上市方面取得了很好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