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大市场,如何去理解?其实建设统一大市场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建立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理解它的含义就需要去通过这样一种角度来理解,我们整个社会经济体系,本质上是在把要素(投入)转换成一些产品和服务(产出),而整个经济体系就是要把这个过程变得非常有效、高效率。
所以所谓的全国大市场,它既会涵盖要素和资源的投入这一部分市场,也会涵盖我产品和服务产出的市场;同时,想要让这种要素的转换成产出能够达到最大化的效率,就要解决一系列关键的问题,这就是统一大市场想要做的事情。
第一,在要素市场里把那些制约要素充分流动以及高效率地配置、导致它们的价值不能很好的释放出来的一些因素予以消除。
第二,从产出的角度,产品市场涉及到大量企业的参与和竞争,由于一些地方保护政策,造成了产品市场的竞争壁垒,导致产品市场也没有充分发挥出它的作用。
第三,围绕从要素到产出的最大限度转换,它需要在制度的设计和商业基础设施上提供更强大的支持。如果没有一个能跨越和打破区域限制的统一的制度和规则,对一些不公平不合理的市场竞争行为进行调控,以及如果没有信息数据技术、物流体系等商业基础设施来支撑,从要素到产出的过程也无法高效,最终也无法实现建设统一大市场的目标。
因此,“统一大市场”不是一个单纯的市场概念,它是围绕目标,为了能建立一个超大规模的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去思考的那些关键问题。如制度支撑,包含了一系列相关制度,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统一的社会信用制度以及统一的市场监管规则。如商业基础设施,大数据技术的应用、物流体系的完善等都体现了这些。
首先,当前中国“双循环”的经济政策,既强调国内大循环,又强调国内市场跟国际市场的大循环。逆全球化趋势下,外部的不确定性的因素越来越明显,我们需要充分利用中国本土市场优势,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国内大市场大循环,就无法支撑国际和国内的双循环。一个强大的统一大市场是“双循环”经济政策的坚实基础。
同时,中国本土市场发展潜力已经呈现出来。2019年瑞士信贷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在全球人口财富水平前10%的人口中,中国已经第一次在绝对数量上超过了美国,但是满足这部分人群的需求,需要有一个更好的更有效体系去支撑。
其次,中国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有学者意识到市场分割问题,特别是由于各个地方对市场的监管、市场准入、市场竞争的一些规则政策有所差异,不同的省份,甚至同一个省不同区域都存在一些无形的门槛,导致要素市场的自由流动及产品市场的充分竞争,都受到了巨大阻碍。包括疫情下,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健康码,核酸检测跨地域互不承认,这其实是一直以来各自为政、以邻为壑的一种缩影。这种分割的逻辑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一直存在问题,弥补这部分损失的效率,成了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有效市场,有为政府。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这两种资源配置机制怎样更好的融合、更好地形成各自的边界,这就需要通过变化来塑造市场运行和政府干预之间比较清晰的边界,否则很难实现“有效市场、有为政府”这样的格局。因此,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也是中国制度优势能够充分发挥出来的重要基础。
第四,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不断扩展,中国要想破局,那就必须利用我们是全球最大的单体市场这种优势,在全球背景下,推进对外开放,参与到全球分工中,吸引外资和技术的流入,而这一切都需要一个更好的、更庞大的市场去吸引他们。从这个角度出发,全国统一大市场对于中国在接下来的逆全球化中的布局中也变得尤为重要。
首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其实不是某一个企业享受红利,而是所有中国市场的参与者都会从中获益,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普惠制的红利。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至少有两类企业受益最大:一类是创新型企业,另一类是在所处的业务领域拥有一定差异化优势的企业。
对于创新型企业来说,创新驱动成长,而创新之所以动力不足是因为创新需要有足够的市场机会去变现,变现机会越多,创新的投入就更容易分摊,创新的动力就更强。《意见》中表述“用统一大市场集聚资源,推动增长,激励创新,优化分工,促进竞争。”这是对创新的极大鼓励。同时在《意见》中,关于制度完善,特意提到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完善,尤其提到“加强对创新型中小企业原始创新和知识产权的保护”,给创新者以制度上的保证。这些都会强化企业的创新行为。
对于本身具有差异化优势的企业来说,特别是中小企业,由于不同领域和地域门槛,市场被分割,导致他们很难把自身优势扩张到其他区域,因为那些区域里面已经被一些受地方保护的低效率厂商占领。这种情况在建设统一大市场后,会发生很大变化,那些低效率的厂商、忽略创新的企业,在以后的市场中很难按照今天这种逻辑去生存。
在《意见》中很多地方都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关于数字化的支撑,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和手段,来帮助全国统一大市场真正落地和实施。
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支持数字化第三方物流交付平台建设,推动第三方物流产业科技和商业模式创新,培育一批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化平台企业和供应链企业。
加快推动商品市场数字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
加快培育统一的技术和数据市场。
充分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加快推进智慧监管,提升市场监管政务服务、网络交易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重点产品追溯等方面跨省通办、共享协作的信息化水平。
破除平台企业数据垄断等问题,防止利用数据、算法、技术手段等方式排除、限制竞争。
从这些条款表述里可以看到,“数字化”被赋予了很重要的角色,作为商业基础设施的重要构成和赋能者,来降低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交易成本和物流成本。
与此同时,数据本身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建立统一的技术和数据市场,将会被更好地运用。通过数字化打通监管壁垒,形成统一的政策监管环境,这也将会大大提升政策干预的精准性与效率。最后一点强调了要破除平台企业的数据垄断问题,防止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方式限制竞争,跟之前的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政策思路一脉相承。因为数字平台在这个过程中会积累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如果没有一定的制衡或者监督,很可能会走到另一面。
所以数字化支撑,包括制度的设计,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中都被列为重要的位置。
最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趋势下,对于企业来说,在企业运营和未来发展战略的思考上,要以跨区域逻辑去进行思考:在一个统一大市场面前,该如何布局,抓住和利用这场市场改革释放的红利。
其次,尤其要重视创新和知识产权来建立竞争优势,捕捉更大的市场机会。
最后,未来,一定要重视数字化技术和手段,才能更高效地融入到市场体系里。
作者简介
郭斌,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研究领域:创新管理与战略,产业追赶与竞争优势,数字化战略。